因其没有补正或者重新论证的理由，因此也就无进入审议程序的可能。
《苏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3条：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适用本规定。[47] 戴建华：《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在一种新研究范式下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第169页。
很明显，这种逻辑难以成立：首先，概念外延是概念内涵决定的，而不是依据立法是否已有规范，是否为重大行政决策行为，不能从现行立法中加以推导，这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25] 四部规定的公文编号依次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22号。即使例举条款中暂时没有得到规范的部分行为，立法工作实际上也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70] 李傲：《未型式化行政行为初探》，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第84页。实践中，它必须尊重原有文本，不能超出原有文本中例举穷尽条款和例举排斥条款所设定的概念外延。
另一方面，这一标准还允许规章另有规定的的存在，这将会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外延起到难以估量的挤压效果。[23]同时另一方面，应急行政行为由于具有及时性、突发性等特点，也并不允许采用时间成本较高的公众参与程序作出最终决策，应急处理需要以特别有效的方式来迅速控制事态，行政效率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注定了紧急行政过程必然主要只能采用一种简易程序，而一种被压缩过的行政过程就不可避免地严重降低行政过程的开放性，就不可能充分满足公众普遍参与的要求。贿选的方式主要是给予选举代表或者选民一定的利益，如金钱、财产、可期待的利益回报或精神、感情上的享受等。
不考虑民情实行过度的民主必然会导致民主的癌变，贿选即是这一癌变过程中产生的顽症。如，在我国刑法中，根本没有关于人大代表参与贿选的犯罪量刑的规定。事实上，在我国民主选举实践中，大多数选举是不存在贿选的。这一潜规则的决定力量即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身份关系和人情伦理。
但民主选举制度只是使贿选成为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不能认为有民主选举制度必然有贿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对选举不可避免的影响。
从东西方选举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尽管在选举制度发展的初期，贿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当代贿选多发生于东方。由于对这些人的法律制裁过轻，以至于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误解：参与贿选和接受贿选不算违法，更谈不上犯罪，不用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而人情伦理关系的维系是以一定的物质形式为纽带。出卖选票不是穷人的权利，而是由于对政治选举的漠视而进行的无奈的选择[4]。
经济实力、地位上升较快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实力派人物，极其想在政府或人大中谋求一席之地，以维护或争取自身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3]程竹汝教授认为：宪政可以成为描述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分析性概念，进而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范畴。[103] 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98页。[74] 韩大元：《略论社会主义宪政的正当性》，载《法学》2011年第12期。
记者黄庆畅：《依宪执政为何不能简称宪政——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莫纪宏》，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3日第17版。而国民党政权迟迟不颁行宪法，作为依宪统治之宪治一词也就难有用武之地。
[85] 萧公权：《宪政的条件》（1937），载萧公权：《宪政与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8页。法治是依法治国的名词化，宪治是依宪治国的名词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102]韩大元教授指出，传统的宪法裂变出一系列部门宪法，包括经济宪法、文化宪法和社会宪法。中央主要在涉及港澳事务时使用宪制一词，例如《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2014年6月）使用了宪制责任宪制基础宪制层面宪制性法律等术语。研读这些文章，他对宪治的理解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宪治就是宪政。[25] 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82] 韩大元：《论宪法权威》，载《法学》2013年第5期。
适当的宪政理论必须着眼于设计政治制度时不仅要注意控制掌权者，而且要关注社会问题明智的解决和公民性格的形成。概言之，在民国时期学者的论著中，宪政与宪治的区别大致在于前者侧重于政体、政治制度，更多的是静态意义。
对接《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的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总书记宪法讲话提出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导出：实行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治国家。[78]甚至无限拔高，例如有人说宪政是人类社会最高尚的憧憬和最幸福的期盼，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
[96] 参见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郭道晖先生1989年发表《整顿宪法秩序，实行宪治》一文指出： 所谓宪治，就是要按照宪法的民主精神和原则治理国家：要使公民的宪法权利有法律保障，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法律保护，要使宪法授予的政府权力有法律制约，权力滥用时能受到法律追究。
[75] 分别参见文正邦：《应当理直气壮地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载《法学》2008年第3期。邓世豹：《宪政：依法治国的核心》，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4期。第四，从与法治的关系来理解宪治，宪治是法治的高级阶段。（三）有利于避免宪政指向政体、政治制度而引发误解和资社争论 据学者考证，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定义宪政的学者梁启超，是从立宪政体的意义上理解宪政的。
他们将这理想悬得高不可及，悬在我们生活之外，而这种对于宪政的误解正是国家不能实行宪政的重要原因。对此的回应，除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法治话语更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在于：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话语进一步得以升华。
[20]在法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性。王曾：《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与宪政是两码事》，载《光明日报》2014年11月17日第3版。
2、其他学者的观点 当代中国学者使用宪治一词有两种类型，一是如李大钊、费巩那样，用其词而不解其意。只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即便不叫‘宪政，也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名词上去无休无止地争论。
例如，有学者将宪政与其早期所内涵的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从而加以批判。[⑩]朱福惠教授认为，宪政一词是中国学者使用的学术概念，不能以政治需要来否定学术概念。[73] 李步云、张秋航：《驳反宪政的错误观点——兼论宪政概念的科学内涵及意义》，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毛泽东的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94]这一著名宪政定义影响深远、具有典范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解释宪政，都绕不开毛泽东的宪政定义，从而也就绕不开以政治来解说宪政，例如：宪政是政治过程[95]，政治形态（状态）或政治过程[96]，政治秩序[97]，政治（理想）状态[98]，政治治理状态[99]等等。
[③] 梅荣政：《谈谈宪政问题》，载《求是》2014年第5期。一些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教材指出，宪法实施是整个宪政实现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71]，宪法实施的过程就是宪政建设的过程[72]。
第二，坚持在学术、政治及公共话语中使用宪政一词。学者们指出，由于宪法在法规范中处于最高地位，因此所谓法治实质上是宪治。
宪政过程论不仅可以解释国民党长期训政、不愿宪政之荒谬，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推行渐进改革、建设政治文明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93] 谢毅：《能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载《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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